疯狂的复仇——惨遭江青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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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目  录

1.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

2.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

3.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4. 江青报复严朴和扬帆

01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炫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出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致置于死地而痛快。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郑君里（后排左一）和沈钧儒（后排中）为证婚人，蓝苹与唐纳（前排左三与左四）、赵丹与叶露茜（前排左二与左一）、顾而已与杜小鹃（前排右一与右二）一起举行集体结婚仪式于是，发生了本章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蛟，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王莹

查！王莹在1954年底从美国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查！王莹自1958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果真，1967年2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中央文革小组”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30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王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筋疲力尽。

谢和赓

1967年7月1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于死地。“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1970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1972年11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1974年3月3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华旦妮

那个华旦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江青记得，华旦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旦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虽然史东山在1955年已经死了，可是，华旦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旦妮应列为“审查对象”！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账，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夏衍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1937年2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伶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30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02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王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1966年10月3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江青曾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1938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此后，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1946年归来。1949年12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28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此后，在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孙维世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4—1956年间，孙维世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如米·戈尔卡柯夫《导演教程》等；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主二仆》，作为训练班演出剧目；培训了一批专业导演骨干。1956年夏，孙维世受命与欧阳予倩合作组建中央实验话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导演的《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是在导演艺术上富有创造性之作。1964年春，创作并导演了以大庆人演大庆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新中国话剧史上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孙维世曾任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届理事。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14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二、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20世纪30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孙维世和金山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1968年10月14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47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1975年获释。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03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1970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望着芦席上糨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沉默良久。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生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1956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蓝苹与唐纳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1956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闵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泾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1956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子不小哇！”“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17个月，直至1972年4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1973年7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开除党籍，为的是封口！夏其言“命”大。1976年9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粉碎“四人帮”后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1986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04江青报复严朴和扬帆在江青和叶群密谈时，江青还提及一个仇人的名字，那便是严朴——当年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内中的一个就是严朴。严朴严朴早已去世。1949年6月5日，严朴病逝于北平。在严朴去世后四天，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严朴同志传略》一文。陈云写道：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严朴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陈云送了一个大花圈，上题：“魂归江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献上了花圈。“文革”的惊雷，连长眠于地下的严朴也不得安宁。他一下子成了两个女人的仇敌：除了江青之外，叶群也对他恨之入骨，因为那个一次次写化名信攻击林彪的，正是严朴之女、陆定一之妻严慰冰！陆定一与夫人严慰冰1968年，一群红卫兵扑向北京万安公墓。那块刻着“严朴烈士之墓”的墓碑，被砸得粉碎！北呼南应。无锡惠山上严朴的衣冠冢的墓碑，也毁于红卫兵的铁锤之下。江青和叶群还觉得不解气。她们扬言：严朴虽然已死了快20年，要掘墓鞭尸！严朴之女严慰冰、严昭等，当时都已身陷秦城。严朴的外孙闻讯，赶紧写信给邓颖超。邓颖超把信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深知鞭尸之言出自江青、叶群之口，不顾她们的纠缠，写下一段近300字的批示，强调：“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周恩来提及的“三少爷毁家闹革命”，是因为严朴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排行第三，人称“三少爷”。周恩来的批示，终于使严朴遗骨得以保存。曾经为项英起草过给中共中央电报，反映蓝苹历史问题的扬帆，亦是江青之仇人。

扬帆

江青对于扬帆的迫害，远在“文革”之前。扬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被江青认出来：那是1953年1月，扬帆患目疾，视野缺损，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引起，赴苏联莫斯科诊治。在那里，扬帆遇上蔡畅，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畅要去看望江青，约了扬帆同往。见面了，江青觉得扬帆面熟，便细问起来，她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当年的殷扬！江青不动声色，记住了这个仇敌！扬帆是在1954年12月31日被捕的。那天，扬帆在家中吃过晚饭，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电话，说是有要事处理。扬帆赶到局里，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铐！扬帆被捕的起因，是1952年2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密报台湾。可是，后来竟被说成是扬帆向台湾提供情报！不过，在扬帆被捕前，还发生另一件事。据扬帆回忆：“就在我被捕前的1954年3月间，曾经有人向中央写信，揭露江青问题，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而要求布置追查。当时就有人把我联系上了，说：‘此信与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是同类问题。’而我就在当年12月31日被抓了，这难道是巧合吗？”扬帆虽说早在1954年底就身陷囹圄，几乎被人遗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记得这个仇人。被江青迫害后的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眼睛已经瞎了扬帆回忆道：“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天，江青曾常到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莫名其妙地突然向该厂党委副书记钱小惠同志（他的父亲为阿英，文学家，本名钱德赋。——引者注），说‘你知道反革命分子扬帆吗？这个人太环了……’可见江青对我是仇恨满腹，耿耿于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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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天空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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